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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靖︱“故事重述”:约翰逊博士的忏悔

发布时间: 2019-11-24 08:14:39来源:互联网 

在约翰逊传记(1791年)的结尾,博斯韦尔记录了诗人去世前(1784年)的忏悔:我(约翰逊)不是一个孝顺的儿子。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,有一天,我父亲病了,让我去乌得勒支书市照看书店。我埋头读书,没有答应。父亲不得不独自去。几年后,我试图弥补那一年的错误。在一个非常糟糕的日子里,我回到了我的家乡,站在市场广场的中央,我父亲在那里设立了书摊,希望能弥补这一点——“那天雨下得很大。我没有戴帽子。”

约翰逊传记的汉译

半个世纪后,作家霍桑(1804-1864)在其《英语笔记》中记录了这一事件。后来在《儿童传记故事》(1842)中,它被重复和改写。在霍桑的作品中,约翰逊不敢去市场,但出于害羞和害怕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——当他听到父亲的恳求时,他立刻认为自己是“在英国一个贵族家庭的背后”。想象一下,一整天站在市场书摊前,面对一个粗鲁无知的乡下人,他屈尊讨好自己...他不愿意,因为他的衣服破烂不堪。“后来,老约翰逊回到自己的祖国时——”他来到父亲的摊位时已经是中午了。这是一天中最忙的时候,周围有很多噪音,但是没有人注意到他。他浓眉紧锁,两眼望天,似乎在祈祷。有时他低头沉思,似乎无法承受无尽的遗憾。他的身体一直在颤抖,脸的轮廓甚至扭曲了。"

也许是为了进一步体验约翰逊的悔恨,美国驻利物浦领事霍桑在1857年利用他的公务闲暇参观了“毒性”(他后来写的著名散文《利特菲尔德与毒性》(litchfield and Uttoxity)被收录在他1863年的散文集《我们的家乡》——霍桑第二年因病去世)。然而,令霍桑惊讶的是,他咨询了当地居民,没有人知道这件事。换句话说,在霍桑30年的创作生涯中,他在利兹对约翰逊的坦白只不过是一则轶事。那么问题是,为什么18世纪的英国作家对19世纪的美国作家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?霍桑在改写和延续这个故事时的心态是什么?

众所周知,约翰逊是18世纪的一位伟大作家。然而,他讨厌甚至讨厌美国人。他发明的“美国方言”一词指的是美国人对英语的亵渎。他反对“没有代表,就没有税收”的口号,坚持认为“殖民地居民不能为过去不纳税辩护:我们不会允许一头小牛耕种土地,但当它长大后,那将是另一回事。”他甚至公开宣称,“除了美国人,我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。”

塞缪尔·约翰逊

然而,从库珀到梅尔维尔,所有美国作家都对他表示钦佩和尊重,其中霍桑的朋友霍姆斯最为突出。1858年,霍姆斯著名的作品《早餐桌上的独裁者》是对约翰逊的赞颂。据说霍姆斯每年至少读一次约翰逊的传记,并在哈佛成立了一个“星期六俱乐部”,紧接着约翰逊在伦敦的“文学俱乐部”(其成员包括朗费罗、洛厄尔、爱默生和霍桑,他们都是一次被选中的)。1884年,福尔摩斯为纪念霍桑逝世20周年写了一首诗(“在星期六俱乐部”),称他为“浪漫主义的伟大作家”,“比海丝特更骄傲,比珍珠更敏感”,“外表脆弱但内心极其坚强”,并宣称,与霍桑一样,他比同时代的人更接近约翰逊。

针对美国一些批评家对约翰逊的批评,霍桑认为美国文学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文学起源的土壤,这与约翰逊毫无关系。霍桑的当代英国作家特罗洛普曾断言,“美国人也许能够在政治上和情感上摆脱英国,但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很难实现独立。”同时,美国作家似乎也声称“很难撼动乔治·王毅和约翰逊”——因为当时美国作家普遍倾向于崇拜外国事物,奉承外国。英国人不仅瞧不起他们,美国人自己也发现了问题:例如,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·洛奇批评了美国文学的奇怪现象:“美国作家必须先把自己变成英国人,才能赢得同胞的尊重。”然而,英语阅读笔记和旅游评论加深了双方的矛盾。19世纪初,特罗洛普的母亲在访问美国后发表了《美国家庭习俗》(American Home Customs),批评美国人“粗俗”、“粗鲁”。1820年,《爱丁堡评论》的创始人西德尼·史密斯问道,“世界上谁能读美国小说?”1836年,英国女作家哈里特·马丁瑙(harriet martineau)访问美国后,发表了《美国社会》,武断地宣称,“美国的法律制度非常高,但美国文学很差。”

英国人的傲慢激起了美国有识之士的共同仇恨。费城学者罗伯特·沃尔什-杰弗逊称他为“美国最好的作家之一”——指出如果英国人不放弃他们的“偏见”,那肯定会导致“对年轻共和国的强烈仇恨”。另一位著名评论家h . l .门肯在他的《美国语言》一书中称英美文学之争为“一场邪恶的战争”。许多激进分子认为美国有必要进行“第二次独立战争”。温和派代表,如“同一个上帝”宗教的领袖钱宁牧师,倡导“美国文学”。爱默生在《美国学者》中哀叹道,“我们已经顺从欧洲缪斯太久了”,所以我们必须停止模仿,在美国文学中走一条新的道路。《霍桑和他的苔藓》中的梅尔维尔批评美国读者对欧洲文学有许多迷信,并呼吁诞生民族文学和民族史诗。在他看来,霍桑是创造新型美国文学的天才。

梅尔维尔对霍桑的评价引起了许多共鸣。博尔赫斯在他关于霍桑的文章中引用了约翰逊的名言“没有一个作家喜欢向他同时代的人学习”,并指出霍桑在创作中基本上忽略了他同时代的人。在谈到霍桑时,纽约著名出版商埃弗顿·杜伊钦克(Evert Duyckinck)也断言,“在我们注定要记住的美国作家中,他是最有独创性的,最不受各种外国示威和文学传统的影响。”-但约翰逊显然不是其中之一。霍桑公开记录了约翰逊的供词。他使用了“轶事”,这原本是一个非官方的历史或非官方的历史,一般认为是没有根据的。然而,霍桑只是认为,作为历史的一个片段,历史的真相可能由此而显露出来,也就是所谓的“整体之洞”。换句话说,霍桑发现了另一个约翰逊,一个内省的作家,除了他在伦敦的酒吧或咖啡馆逗留和喜欢社交的外表之外,还有一种终生的负罪感。他同情自己。

霍桑

约翰逊具有文学史上最典型的极端自负和自卑的双重人格。由于先天性疾病(淋巴结核),耳聋、失明和丑陋很早就影响了约翰逊的心理状态。他的父亲迈克尔·约翰逊以经营书店为生,约翰逊成了“世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”(亚当·史密斯)。在牛津,他每天都穿学士袍,因为它可以遮挡旧衣服。然而,他贫穷家庭的自卑并没有冲淡他的学术自负。约翰逊经常逃课,因为他比老师更有知识。老师说每节缺课要花两便士,他反驳说牛津的课一文不值。当然,他的“势利”可能只是表面的。他心中病态的忧郁是本质。他的私人医生曾经描述过他的抑郁症。他“极度沮丧,叹息呻吟,自言自语,在房间里走来走去”约翰逊自己对此无能为力,经常责怪自己。例如,他在《沉思》中写道:“1764年,复活节:我没能改过自新,活着也没用。我想得越多,就越喜欢酗酒和暴饮暴食。”第二天,“我的懒惰加剧了,我无精打采。我的松懈变得无拘无束。大脑充满忧郁的神经。”他甚至形容自己“希望他能杀死一只羊来平息他的愤怒”。

由于过度的精神压力,约翰逊经常担心他会失去理智。1766年,鲁众的一位牧师突然在牧师面前跪下,恳求上帝不要夺走他的理智。事实上,他害怕失去理智,甚至用一副手铐要求他朋友的妻子监禁他,并声称“我愿意截肢来恢复我的思维”。很难解释约翰逊精神崩溃的所有原因,但是“大脑吞噬自己”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个表达方式。心脏病比身体疾病更让人无法忍受——他后来回忆道,“他经常行动缓慢,效率低下,而且无法分辨镇上的时间。”

据他的好朋友约翰·霍金斯爵士说,约翰逊在死前下令焚烧了两卷自传手稿和信件。信件中不乏珍贵的历史数据,这可能是抑郁症发作的结果。他声称伯顿的《抑郁症剖析》是他一生中最喜欢的,他从未离开过银行。用现代心理医学来分析(他比弗洛伊德早150年就知道并开始谈论心理学的复杂性),约翰逊一生忍受了巨大的痛苦但保持理性和清醒(他的座右铭是“如果一个人有坚强的意志,他可以随时写作”),因为他一直坚信一个人不能控制自己的心,就像他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一样——这才是人生真正的悲剧根源。这也可能是约翰逊的个性和作品对现代人特别友好的原因。

根据亨利·詹姆斯的霍桑传记,“霍桑总是有约翰逊的味道。”可以看出后者对霍桑有很大的影响。像福尔摩斯和其他朋友一样,霍桑对约翰逊的作品了如指掌。从他早期的诗歌《伦敦》、《野人的传说》到《人类欲望的幻觉》和《莎士比亚的戏剧》,甚至还有《苏格兰西部岛屿之旅》和《英国诗人传记》——霍桑通过这些作品读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——约翰逊是叔本华在这方面的先驱。在约翰逊看来,有些人追求财富(商人)和地位(政治家),而另一些人鄙视财富和地位但追求名誉(作家和艺术家),所有这些都毫无意义。正如《人类欲望的幻觉》中所描述的那样,旧时代伟人的肖像被从墙上取下,扔进厨房进行熏制或低价拍卖。这座墙被新时代伟人的肖像所取代。仅此而已。

正如霍桑一生都承受着经济压力一样,约翰逊直到53岁才摆脱贫困,并从乔治三世国王那里获得了300英镑的年金。起初,约翰逊担心这是政府给的“封口费”,将来他会保持沉默。首相厄尔·布特(Earl Bout)向他保证,“这笔钱是对你成就的奖励,与你未来的所作所为无关”,他满怀信心地接受了这笔钱。约翰逊自称是英国最健谈的人。除了诸如“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避难所”、“生活是一种大多数时候需要耐心、偶尔允许放纵的状态”、“我了解人类越多,我对他们的期望就越低”之类的老生常谈的讽刺之外,还有诸如“如果一个人厌倦了伦敦,他就厌倦了生活”、“婚姻有无穷无尽的麻烦,单身一点乐趣也没有”、“没有人愿意写作”之类的讽刺。除非是为了钱”和其他让人们发笑的名言(尽管它们可能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),以及一些关于写作的有意义的词语,比如“一个人必须经过半个图书馆才能写一本书”,所有这些都令人印象深刻。他敏捷的思维和诙谐的话语使他成为伦敦社会的“宠儿”。然而,很少有人知道约翰逊要求社交恰恰是为了避免抑郁(根据博斯韦尔的说法,约翰逊总是把写作和社交视为最大的“安慰剂”)。

像约翰逊的抑郁一样,霍桑的内向和抑郁是众所周知的。霍桑九岁时不幸摔倒受伤。他在家呆了将近三年。在此期间,他很少出门,过着孤独和自闭的生活。1825年,霍桑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塞勒姆,重新开始了他与世隔绝的生活。在他12年的隐居生活中,他阅读了当地图书馆的每一本书(后来他称这个隐蔽的房间为“猫头鹰的窝”)。1837年,他写信给他的老朋友朗费罗说,“我不会出门的。我不想主观地这么做,我也从来没想过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。我成了囚犯。我被锁在牢房里,现在找不到钥匙了。虽然门开着,但我几乎不敢出门。”

写作成了霍桑的最后选择,因为他的家庭太穷了,无法自立。早在1821年,在鲍登学院学习的霍桑就写信给他的母亲,抱怨他在选择作家职业时的苦恼:“我对自己未来的职业不确定。你不必考虑成为一名牧师。即使你非常希望我成为一名牧师,我也无法想象这样无聊的生活...至于律师职业,我认为已经很拥挤了,而且(保守地说)他们中有一半人正在挨饿。当医生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,但是我不能忍受把我的生活建立在同胞的疾病和痛苦之上...要是我不用工作就有足够的钱该多好!如果我选择成为一名作家,用笔谋生,你会怎么想?”这时,霍桑不仅希望得到母亲的支持,还担心,“我想成为一名作家,靠写作谋生...但是作家很穷,会被撒旦带走。”为了给贫困作家提供写作保证,一个朋友帮助霍桑获得塞勒姆海关检查员的职位(1846年)。然而,这并没有持续多久。两年后,他因“党内轮换”而被解雇。1848年7月,霍桑因母亲去世而受到沉重打击。他称之为“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”——而在这一时期创作的《红字》(出版于1850年)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深深的悲伤烙印。

《红字》的汉译

《红字》的第二章叫做“市场”——霍桑脑海中一定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约翰逊形象——书中的女主人公海丝特·白兰被放在绞刑架上公开展示。“我感觉到身体的反应,像燃烧的火焰。红字似乎不是一块红布,而是一块炽热的铁。”与其说是小说中人物的感情,不如说是霍桑对约翰逊感情的想象——或者霍桑自己的感情。“这个刑架,就像法国恐怖主义党的断头台,被认为是教育人们摒弃邪恶、追随正义的有效工具。它充分体现了羞耻和公开的思想。在我看来,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伤害我们普通人的感情了。无论一个人犯了什么样的错误,没有比不允许罪人因为羞耻而隐藏自己的脸更邪恶和残忍的暴行了,因为这正是这种惩罚的本质。就海丝特·白兰而言,像许多其他案件一样,她得到的判决带有这个丑陋的惩罚机器最邪恶的特征。”

像小说中的人物一样,博学而深沉的牧师丁梅斯代尔(Dimmesdale),或晚年站在市场中间的约翰逊博士,霍桑的内心充满了悔恨和内疚——也许这就是霍桑不敢公开揭露的“隐藏的邪恶”。因为霍桑四岁就失去了父亲,从小就和母亲住在一起,霍桑长期以来对母亲形成了强烈的依恋。他母亲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,令他沮丧——他称自己为“政治死人”,称《红字》为“遗书”。在他上学期间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,他曾经说过,“当你看到我的作品受到评论家的赞扬,就像最著名的英国作家一样,你应该感到多么骄傲和自豪!”他选择了一个作家作为自己的职业,并且知道他违背了他祖先的意愿——在《红字》的前言“习俗”中,他想象他的祖先是愤怒的:“小说家,这是什么?这能被视为赞美上帝和服务社会的一种方式吗?你这个肮脏的混蛋,你还不如当小提琴手!”尽管如此,他的母亲还是表示支持他的选择,并把她从母亲家庭继承的所有遗产都给了霍桑去追求文学。大学毕业后的12年里,他没有出去工作,而是闭门学习,这是由于这群“专项资金”的支持。

然而,不幸的是,在霍桑20多年的奋斗中,他的母亲并没有享受到这种荣耀。然而,当他的《红字》推出并在文学市场上成名时,他的母亲突然去世了,这正是所谓的“孩子想被养育,但父母不想留下”。作为人类的儿子,霍桑内心的秘密痛苦无法用普通的语言来表达。通过写作——无论是重写约翰逊的忏悔还是在《红字》中创造绞刑架——霍桑实际上揭露了他隐藏的罪行。他假装讲述约翰逊博士的轶事,但实际上他揭示的是他自己的内心——运用浪漫主义的文学风格,这也是真实和不真实的,作者可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并公开忏悔。后世批评家在评论霍桑的《故事重述》等小说时指出,霍桑最善于揭示人性的隐藏面。他的笔触可以渗透到人们内心不可测量的部分,也可以被称为对作家艰苦努力的洞察。

值得一提的是,霍桑的秘密痛苦在约翰逊的传记中也有类似的表述。约翰逊正忙于编纂字典(1756年),因此在母亲去世前(1759年),他找不到时间回家看望她。就像他对父亲的忏悔一样,这也成了他一生中无法治愈的痛苦——“我推迟了时间,所以我最想满足他们的人已经不在人世了,”词典出版后,他直截了当地说,受到了全世界的追捧。因此,“成功和失败此时毫无意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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